如果说苏东坡作《蜜酒歌》是为自己酿的酒作宣传的话，那么下面的这首《饮酒四首·之四》则是借一种名酒的酒名来抬高一种不为人知的地方酒了。

      《饮酒四首·之四》：
      “雷觞淡于水，经年不濡唇。爱有扰龙裔，为造英灵春。英灵韵甚高，蒲萄难与邻。他年血食汝，当配杜康神。

      这首诗是苏东坡被贬在海南，秦观被贬在雷州时所作。雷州海康县城北五里，有英灵岗，那里酿的一种土酒，大文豪们就给取了个好听的名字“英灵春”，并说比葡萄美酒还要好喝，这就是广告手段了。好在当时交通、通讯都极为不便，再加上世态凉淡(“冷官门户日萧条”)，苏东坡对“英灵春”的抬举在当时几乎不为人知，不像现在，名人一上电视做广告谁都知道了，当今的葡萄酒厂除了出高价请些走红的男女演员做些广告外，实在应该考虑请当今的“苏东坡”们“亲自酿制某一品牌的葡萄酒”，除了广告效应外，也留下些有内涵的诗文，因为葡萄酒文化也需要一代代人的积累。当初太原的张县令年年都派专人不远千里给苏东坡送葡萄。而太原又是当时葡萄酒的重要产地。如果那时太原葡萄酒厂的老板也和张县令的专使一起去送葡萄，并留下来与苏东坡一起酿造葡萄酒的话，那由苏东坡写篇《蒲萄酒赋》大概不会有问题。林语堂先生评价“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服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珈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个诗人，一个小丑”。其实，考虑到苏东坡潜在的商业价值，在名人下海热的今天，苏东坡还可以是公司的董事长。但从市场经济的眼光来看，苏东坡又生不逢时，别人打着他的牌子卖墨、卖酒都发了财，他自己在中晚年却非常贫困。他在《菜羹赋并序》中写道：“东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称家之有无。水陆之味，贫不能致，煮蔓菁、芦菔、苦莽而食之”。苏东坡确实是俭“不可救药的乐天派”。

      到了南宋，小朝庭偏安一隅。当时的临安虽然繁华，但葡萄酒却因为太原等葡萄产区已经沦陷，显得稀缺且名贵，这可从陆游的诗词中反映出来。陆游的《夜寒与客挠干柴取暖戏作》：
      “稿竹干薪隔岁求，正虞雪夜客相投。如倾潋潋蒲萄酒，似拥重重貂鼠裘。一睡策勋殊可喜，千金论价恐难酬。他时铁马榆关外，忆此犹当笑不休。”

      元好问与葡萄酒

      比陆游( l125—1210)稍后的金国著名文学家元好问( l190—1257)曾作《蒲桃酒赋》，并作序。

      元好问在《蒲桃酒赋》的序中讲述了以下的故事：邓州的刘光甫曾告诉我，他家乡山西安邑多葡萄，但大家都不知道酿葡萄酒的方法。后来，他与一位叫许仲样的朋友一起，摘葡萄果与米一起炊，然后酿酒。酒虽然酿成了，但古人讲的葡萄酒‘甘而不饴、冷而不寒”的风味却没有。贞佑中(约1215年)，邻里一户人家躲避强盗后从山里回家，发现竹器上放的葡萄浆果都已干了，盛葡萄的竹器正好放在一只腹大口小的陶罐上，葡萄汁恰好都流进陶罐里。闻闻还有酒香扑鼻而来，拿来饮用，竟然是美酒。原来是葡萄自己发酵成酒。多少年来的秘密，今日得以揭开。刘光甫还对我说，文人都喜欢写点东西，你现在知道了这件事，不知有何感想? 我说，世上已好久没有真正的葡萄酒了，我也只是听从西域回来的人说：“大石人把葡萄榨成汁，然后封而埋之，不久就酿成萄萄酒，而且这酒存放愈久则愈好，有些人家藏有上千斛的葡萄酒。”看来这正好与你刚才讲的情况相吻合。看来事情不论大小，其隐藏着的规律，迟早是要显露出来，这是必然的。葡萄酒的酿酒法，失传数百年后又重新得到，并与几万里之外的事情相互印证，这真是值得作赋纪念，故作《蒲萄酒赋》。

      从元好问的《蒲萄酒赋》及序可知：经过晚唐及五代时期的战乱，到了宋朝，真正的葡萄酒酿酒法在中土差不多已失传。除了从西域运来的葡萄酒外，中土自酿的葡萄酒，大体上都是按《北山酒经》上的葡萄与米混合后加曲的“蒲萄酒法”酿制的，且味道也不好。而西域葡萄酒经长途贩运，价格自然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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