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与葡萄酒

      隋文帝重新统一中国后，经过短暂的过渡，即是唐朝的“贞观之治”及一百多年的盛唐时期。这期间，由于疆土扩大，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喝酒已不再是王公贵族、文人名士的特权，老百姓也普遍饮酒。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纪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近年港台和沿 海城市流行的“晒伤妆”，即一千多年前唐朝妇女的“酒晕妆”。

      盛唐时期，人们不仅喜欢喝酒，而且喜欢喝葡萄酒。因为到唐朝为止，人们主要是喝低度的米酒，这一时期，烈性的蒸馏白酒是否己出现，还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讲，白酒是直到元朝才出现的。不少学者则争辨，唐诗里就有‘烧酒”、“白酒”等出现，如白居易在《荔枝棱对酒诗》中有：“荔校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琉璃香”的名句。但反对者说，此“烧酒’’非彼“烧酒”也，所以，唐朝时是否有蒸馏白酒还是个有争论的问题。但当时普遍饮用的低度粮食酒，则无论从色、香、味的任何方面，都无法与葡萄酒媲美，这就给葡萄酒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

      当时葡萄酒面临着的真正的发展机遇是：在国力强盛，国家不设酒禁的情况下，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都十分钟爱葡萄酒，唐太宗还喜欢自己动手酿制葡萄 酒。据《太平御览》：‘(唐)高祖(李渊)赐群医食于御前，果有蒲萄。侍中陈叔达执而不食，高祖问其故。对曰，医母患口干，求之不能得。高祖曰，卿有母可遗乎。遂流涕呜咽，久之乃止，固赐物百段。”由此可见，在唐初，经过战乱、葡萄种植与酿酒基本已萎缩，连朝中大医的母亲病了想吃葡萄而不可得，只有在皇帝宴请大臣的国宴上方有鲜葡萄。这时葡萄与葡萄酒的价格恐怕不低于汉末的身价。

      《太平御览》记载，唐太宗贞观13年(640年)，唐军在李靖的率领下破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唐太宗从高昌国获得马乳葡萄种和葡萄酒法后，不仅在皇宫御苑里大种葡萄，还亲自参与葡萄酒的酿制。酿成的葡萄酒不仅色泽很好，味道也很好，并兼有清酒与红酒的风味(酸：较清的浅红色酒，酉盎：清酒)，自己觉得满意，还用来赐与群医。

      盛唐时期社会稳定，人民富庶。由于帝王、大至喜好葡萄酒，民间酿造和饮用也十分普遍。这些都反映在当时的诗歌里。

      诗人李欣，《唐才子传》称其“性疏简，厌薄世务”。他在《古从军行》中写道：
      ‘自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柯。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廓，雨雪纷纷连大摸。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人汉家。，，

      李欣这首《古从军行》写了边塞军旅生活和从军征或者的复杂感情，借用汉武帝引进葡萄的典故，反映出君主与百姓、军事扩张与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与人民牺牲之间尖锐而错综复杂的矛盾。全诗风格苍劲悲壮。诗的结尾借用葡萄引进的典故，揭示战争后果，不加评判而爱憎分明，为这首诗的艺术特色之一。

      王绩与葡萄酒

      诗人王绩，号东皋子，旷达好酒，自号“五斗先生”，常在酒肆中连饮数日而不归。《旧唐书·王绩传》：“或经过酒肆，动经数日，往往题壁作诗，多为好事者讽咏。”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应征人京，任门下省待诏，他弟弟王静问他，作待诏安乐否?他答道：“待诏禄傣萧瑟，但良酝三升，差可恋耳!”已经辞官归里的王绩，之所以愿意任薪傣寡薄的待诏，是因为每日能发给三升好酒。门下省侍中将此事上奏唐高祖李渊，高祖笑而每日增为一斗好酒，故有“斗酒学士”之称。王绩自称为“五斗先生”，每日一斗，还是不够他的酒量，往往是顾了自己就没有多余的酒招待朋友，最后还是弃官归隐。王绩不仅喜欢喝酒，还精于品酒，写过《酒经》、《酒谱》。他还援有《醉乡记》，构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醉之乡，葡萄美酒则是他的醉乡日月里一颗闪亮的明星。王绩在《题酒家五首》(一作《题酒店壁》)中写道：
      “竹叶连糟翠，蒲萄带曲红。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

      这是一首十分得体的劝酒诗。踊友聚宴，杯中的美酒是竹叶青和葡萄酒。王绩劝酒道：今天朋友相聚，要喝尽樽中美酒，一醉方休! 它日分别后，就是再喝同样的酒，也没有兴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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