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本人并不哈日，不崇拜女优，不看日剧。

从日本第一批遣唐使至今，中日文化交流大约1200年时间，绝大部分是日本对中国文化的顶礼膜拜，在遣唐使之前，日本对中国可能连顶礼膜拜的资格都没有。在日本对中国全盘学习模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日本人并不是100%照搬中国文化，而是有选择的学习，其中中华文明最丑陋的一些东西，就是柏杨先生所说的中国酱缸文化中的糟粕，日本人大部分没有借鉴。单个日本人并不比我们更有智慧，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个规律呢？

阿倍仲麻吕遣唐时的大唐盛世也有不好的地方，如宦官乱权。宦官之乱虽然从汉朝就有，到了唐朝才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日本宫廷，并未学去宦官这一套东西，同样以师法中国的朝鲜和越南，照搬了太监这一套。我们说，这并不是孤例。唐后面的宋朝，程朱理学始于宋，妇女缠足也始于宋，宋朝的文明当时独步于全世界，日本女人从未缠足。元代为野蛮朝代，时间短暂，日本与元朝为敌，我们可以跨过。明代一大糟粕为八股文，为士大夫津津乐道，朱明皇帝，北退鞍鞑南征四海，海内敬仰，日本始终奉明朝为正朔。唐宋以降，日本处处仰中国为师，唐诗宋词书法至今为日本上等人的标志，学习八股文时，日本又一次缺席了。到了近代，贻害满清最深的是鸦片，日本则抵制了鸦片的荼毒，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日本在一次又一次学习过程中，有选择的避开了这些糟粕，成为例外呢？

《菊与刀》说日本文化的根本是耻文化，而以上例外与耻文化似乎没有关联。耻文化的核心内涵，是极要面子。中国人极要面子，日人比中国人更要面子。

     耻感文化是注重廉耻的一种文化心态。特征是这种文化中非常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怎么议论。故其行为将被以诸多的外在社会因素和标准规范所制约、支配，即具有“耻感文化”特征的人多由别人左右着自己的行动。从另一个层面讲，在耻感文化下培育出的像极了工业生产中从流线下来的人一件件大同小异的产品，缺乏自己的个主张，更多的心态是一种随大流。“耻感文化”是在区别于西方“罪感文化”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西方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这种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文化”社会。

现在看这些中华文化的糟粕，在当时未必那么丑陋，并且很有可能十分有吸引力。试想，后宫佳丽三千，如果一帮男人伺候，难免令皇上饮食不安，内侍使用宦官无疑是一个最安全最贴心的解决方式。同样是中国学生的高丽王朝和越南王朝，引入宦官制度后也同样出现了宦官专权。宋代开始的缠足陋习，是源于男人出远门，用缠足来限制女人的活动半径，用女人肉体的伤害来保障夫权，对于同样是男权社会的日本，这一次又是选择性的学习。例外论者当然可以说，日本地域狭小，男人活动半径小，不能出门足够远。女人缠足对于男人来说，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最后又如何解释日本可以免于鸦片之害，而满清却深陷其中呢？以日本人比我们穷，抽不起鸦片作为理由么？是什么导致全盘照搬外来文化的同时，一次又一次的把这些糟粕放弃了。不能用一个又一个例外论来搪塞，这个民族值得我们重视。

在两国近代化的过程中，日本人总是走在我们的前面。明治维新，日本重在学习西方的制度施行立宪，一开始就限制皇权。满清则满足于建立枪炮厂钢铁厂，甲午战争验证了两国近代化的成败。就以足球为例，在中国仍在争论是学巴西学德国还是学法国西班牙的时候，日本则悄然建立一整套青训体系和青少年联赛，居然要求全部年龄段执行442队形，虽然死板，却为日本足球起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本人认为这一切现象背后，深刻的原因在于日本民族的务实，是极度的贫穷导致极度的务实。

我们知道，中国最勤劳的商人有徽商和晋商两大人群，徽州和山西都是贫寒之地，没有物产，民众不得已极端的勤俭，才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巨商富贾。日本土地贫瘠，矿产缺乏，自古以来从未富裕过，以至于日本人自己总结为何日餐以清淡为主，为何日本的饮食习惯是六分饱，是因为没办法，实在没吃的。贫穷造成劳动力缺乏，没条件让妇女缠足。宦官更是一种昂贵的陋习，日本宫廷养不起宦官和男宠。贫困造成日本人的极端务实的传统，不可能去学习八股文、缠足这类有百害而无一用的奢靡风俗。